这原本是一场关于职业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学术交流，最终却成为一次指向社会的追问。

6月2日晚，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教授与20多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中青年学者在云上进行了160余分钟的交流。

(资料图)

在这个从60后到90后四个世代组成的交流群里，“焦虑”“不确定性”贯穿始终。不确定性，并不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但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焦虑？

项飙认为，这反映了个体对微观生活构造的“控制感”日益丧失。不管是农民、摆摊的小商贩，还是高校青年教师，人但凡想获得生活和生计的平衡与安定，就需要建构可控制感。丧失了可控制感，正常生活将难以营造。

当不确定性和意义缺失同时来袭

“青椒”，是互联网上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比例高达62%的庞大群体。寒窗苦读多年，终于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的他们，却面临着教学任务重、职称晋升难、申请科研项目难、工资待遇低等生存和发展困境，使得他们中的不少人陷入情绪焦虑，心生困顿和困惑。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青年教师也不例外。

他们面临的一大困惑，来自于学术标准的日益复杂化。近几年，学科评价中普遍提出“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举措。“破五唯”的初衷是不以特定唯一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倡导学者们不要仅仅为了发表论文、获奖等进行学术研究。然而，很多青年教师的实际感受却是“五唯”至今并未完全破除，反而给大家增添了新的负担，变成了“五加X”。

学术评价标准不仅复杂，还易变。在这场“游戏”中，不少青年教师捉摸不透游戏规则。

“新进教师签的合同和上一年进来的老师很可能不一样。”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章玉萍副教授认为，考核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高校教职变成了一个相当高压的生计。“我怎么能够在这场‘生存游戏’中活下去，不要被淘汰出局，这是许多青年学者在纠结的问题。”

章玉萍进一步补充了自己对于学术空间的困惑。她觉得，青年学者不仅面对着日益严苛的论文审核标准，不知道能不能发表的选题，还面临着尴尬的自我审查。“现在国内一些期刊可能会定制选题，选题都被定制好了，作为个体研究者，我们的能动性怎么发挥？又能发挥到多大？我觉得是要打问号的。”

不仅如此，现在国内很多期刊的版面都在缩减，而高校对青年学者们考核标准中的论文发表篇数规定却是水涨船高。“我觉得这是人为制造的供需不平衡。”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萍则明显感觉到，属于自我的学术空间正在被大幅压缩，“学术变成了一种表演”。青年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议题无法获得认可并顺利发表。即使能发表，也面临着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化流程。在孙萍看来，这种流程的复杂性进一步导致了学术的表演性，而稀缺的资源性又驱使“大家都要去争”，学术空间注定难以共享。

章玉萍认为，现在很多论文的生产方式很像工厂的流水线劳动，讲究效率高、产出快，整体生态对“个体手工业者”非常不友好。而在河海大学副教授邵占鹏看来，目前高校把学术当成规定投入和产出的工业化生产。在这种定时定量的作业中，偶然性的、灵光乍现的学术邂逅几乎不复存在。 

学术研究，本该是一份需要时间沉淀和创造力的精细活，但在指标的量化考核和“非升即走”等时间挤压下，变成了一项可标准化、可流程化的生产劳动。

也正是因为学术变相成为了一种类工业化生产，对其考核的标准也更加具有工业化色彩。河海大学副教授邵占鹏将“工业化学术”对应的奖励称作“激励性学术”，而“激励性”指的是高校对于优秀学者给予的行政职务的激励。然而，行政事务的增多反过来限制了学术的专注度。因此，这种激励并不是对学术热爱的完善回馈，也区别于内心充盈的获得感，而是一种权力和行政资源的刺激，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学术的衍生物。

当回报率越来越低，最终的焦虑——永远追求逐渐变小的回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就像冰棍挂在那儿，你却一直吃不到，然后就眼见着它在那里融化，不断变小……这时人们会深切感受到意义的缺失。”

与章玉萍和邵占鹏提到的“焦虑”不同，孙萍追问的是：“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到底它的开心点是在哪里？我们是为谁在做？我不太知道。”在她看来，这种内在获得感的匮乏，某种意义上也是生命历程的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苗伟山也用“意义的缺失”来描述当前青年学者的生存状态。他认为，从内在的自我怀疑到外界的考核标准，这种“意义的缺失”是多层面的。

以师生关系为例，高校中的师生关系正变得日渐稀薄和紧缺，肩负教学和科研双重压力的青年教师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学生维持日常的聊天和思想交流，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困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师，我们都是处在一个被人贴小红花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是比较压抑的，因为主动性难以发挥，热爱也很难落到实处。”

当对微观生活构造丧失控制感之后

当青年学者都在表达“焦虑”时，一位学者的研究经历自述暂时冲淡了交流现场的“焦虑感”。她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袁艳教授。

袁艳，生于1960年代，换过很多职业，做了多年记者，最终“半路出家”进入学术界。

袁艳自述，从副教授到评上教授，花了十二年，但她觉得：“正是由于我没有走一条经典直线的学术之路，所以也不在乎多耽搁几年。在多少年内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好像一直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袁艳说自己的学术和生活始终是有方向感的，充满意义和希望。“尽管产量很低，但我做学术做得特别开心，心态也一直很好，不怎么焦虑”。当袁艳讲到这里时，孙萍在对话框中打了一句话：“好羡慕，袁老师！”

袁艳认为，自己的经历和心态和时代有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是所谓的‘断层中被断掉’的那一批人。”那时的他们，买房不是刚需，她正好赶上了福利住房分配，因此焦虑更少一点。

在听了袁艳的经历后，项飙做出了这样的回应：“今天，当我们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现状的时候，时代确实会是大家都认同的首要因素。”人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探索当中会有成就，也会遭遇失败。时代变迁影响着青年学者的切身感受，进而带动自我规划的调整。

尽管袁艳老师这一代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时代不确定性和变革，但当时巨变的社会和个人微观生活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项飙认为，这种复杂化的关系具有四个特征。首先，人们从意识上理解、相信当时的变化，“觉得这个事情这么变是有道理，是有意义的”。其次，人们认为自己可以参与到变化之中，有高度的参与感，并从变化中获得利益，甚至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再次，这种时代变化本身具有较明确的方向感，而不是未知的模糊性。人们认为这将是一个不断自我提高、自我修正的正向过程。最后，八、九十年代的巨变和个体的关系之间存有一个缓冲的间距。人们对自身所处微观生活的建构仍然有一种真切的控制感。正因为如此，那一代人往往显得更加自信、笃定和从容。

当今时代，人们在没有面临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和对不确定性的惶恐？

项飙认为，这是因为个体对微观生活构造的“控制感”的日益丧失。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存在，甚至情绪失去了期待？我们如何为自己叙述生命的意义？在项飙看来，这些都是与‘控制感’相关的。“我认为不管是农民、摆摊的小商贩，还是高校青年教师，所有人但凡想获得生活和生计的平衡与安定，就需要建构可控制感。丧失了可控制感，将很难营造一个正常生活。”

当下，数字化在微观意义上把生活变得非常方便、顺滑和可预见，但我们却在逐渐失去可控制感。去年，腾讯公司与澎湃新闻联合发起数字原野计划，项飙作为数字原野奖学术顾问，以“感知”为关键词，向青年学者提问：我们要如何去感知“附近”？

“你的隔壁邻居是谁？在清扫马路的是谁？这个小区原来是什么地方？这块地是怎么买过来的？在地性对于个体生活的实感非常重要，但我们现在好像对任何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不想过问了……”

项飙认为，如今人们充满失控感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和数字化转型是有关的。

在数字时代，自我生活几乎不再需要微观构造，个体是巨大网络中的一个点，是电子商务的“最后一米”。个体看似零距离接触着世界中海量的信息，但其实中间横亘着各种各样由数字科技建构出的抽象符号。不仅如此，数字时代还打碎了微观生活构造过程中所包含的心理历程。控制感本质上是一种对生活的感知，需要一定的哲学想象力。而数字化却蚕食了这一实证观察和哲学思考过程。

苗伟山以“大小”和“快慢”两组关系用自己的体验，来回应项飙的“对个体微观构造的失控感”。在苗伟山看来，“时代的山”，不仅很大，还在以很快的加速度扩张，在此过程中，个体逐渐丧失了对抗它的能力和办法。当所能做的越来越少时，个体就会进一步失去对自己行为、存在，甚至情绪的期待，坠入项飙所言的“失控”状态。

“这列车开得太快，而且又总是在变来变去，人们竭尽全力挤上车已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至于车往哪个方向开，人们更难把握，更何谈有勇气跳下车去开辟一个新的轨道或路径。”

然而，项飙认为，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化同样是大而快的，与现在的区别就在于人们对微观生活的构造。“过去人们对微观生活的构造有相对充分的个人空间和尊严，因此没有特别强烈的被挤压感。现在，微观构造正在逐步瓦解，当时代的沙子直接飘落到个人头上，没有任何心理缓冲，这才使得人们震惊于变化的剧烈。”

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对自我的控制感。项飙的回答是：规则的不可控。

人类社会在大部分时间里，规则其实都是不明晰的。在激情澎湃的改革开放初期，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的腾飞有赖于不明晰的规则。对于民众而言，有时候规则不明晰其实意味着一定的自由空间。然而，当下社会图景中的“规则不明晰”却成为了一种时代的痛点，这是因为规则，不管是明晰还是不明晰，都不是个体可以影响的——不像在改革的早期，人们既不能在规则明确的情况下绕行，又不能在规则不明的情况下自由发挥，只能希望在不断变化的规则中赶上最后一班车。

“当我想紧跟时代的趋势，却因为规则不明晰，我怎么追也追不上，所以就变得很着急。另一方面，规则对应的是原则。在没有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去追求规则。”明晰的规则是唯一可以在无原则生存情况下给个体一点稳定感的东西。如果规则不明晰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什么叫规则？为什么规则明晰突然变得那么重要？通过明晰规则编织而成的生活还是一个好的生活吗？”这是项飙在交流中向青年学者抛出的追问。

当规则不明晰，不确定感便与日俱增，“比较心”这一主观心理活动也随之愈发凸显。项飙认为，“比较心”不完全是一个主观上的概念。“比较心”不同于常规的竞争。竞争有一套固定的规则，且具有一个所有竞争方都想要去赢得的目标，而“比较心”，比较的却是不可比的东西，更像是和不甘心搅和在一起的嫉妒心。“比了以后其实不一定能够拿到什么东西。但拥有‘比较心’的个体却觉得不得不比，这种比较是带有生存紧迫性的，而不是通过理性计算产生。”

有老师提到：“每当同事们发了什么文章，获了什么奖，领导们就会马上在微信群、朋友圈和校园公告里发出。我们好像被一股力量拉入了和别人比较的序列之中。”

为什么信息变多了，我们反而惶恐？项飙认为，这种“比较心”背后蕴含着一种“不能后悔”的心理机制。

朋友圈里，论文发表信息被众人整齐地发送鲜花和鼓掌，项飙说，这是一种生活的程序化和仪式化。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当一个仪式脱离崇高性时，就会显示出极强的荒谬感和压抑感。无论我们多么明白“在给别人送鲜花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送墓碑”，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被那“一整套东西”强势地卷入其中，所以要不断地去比较，去紧张，去愤懑。

“‘我的朋友发表了某篇论文’，常理上应该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信息。同事做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成果，按道理你会更愿意了解倾听具体的新思想。”然而，当我们对微观生活的构造丧失控制感之后，这些从外部载入的信息都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内卷”的困境变得更加无解。

当所有人都开辟自我的“大后方”

既然高校如此令人焦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困在这个系统里？曾对青年学者 “退场”做过专门调研的苗伟山进一步补充：“我之前有个访谈对象，他告诉我其实大家都想离开，但很多人由于在高校待了太长时间已经丧失了去业界的勇气和能力。此外，年龄和家庭也是很多人一定会有的顾虑。”

赵小萌是一位供职于企业研究院的青年学者。虽然她离开高校后从事的仍然是研究类工作，但企业研究员的身份已经让她成为了学术界的“三等公民”。她所在的研究团队中也有曾在高校晋升至副教授的同事。有时大家会交流未来的职业发展，但都对回归高校科研系统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

在项飙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面对从大学到大众的期望，“青年学者”的身份似乎也成为了一件“脱不下的长衫”。“到了某个位置，往下走其实是很艰难的。当然，谁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都不愿意往下走，但是现在的情况好像更加极端一点。”

项飙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若不是因为当年温州国营陶瓷厂下属的技校恰巧没有招生，初中毕业后，父母建议他去技校，因为技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国营陶瓷厂工作。

在项飙看来，父母当年对自己人生规划的建议恰恰不是出于比较心，而是在分析事实后的抉择。这种行为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兼具“退场”的勇气。“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要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可控，才能拥有自信和确定。”

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增强对生活和职业的控制感和确定性同样建诸于自身学术主体性的发挥和保有“退场”的勇气。项飙建议青年学者在理解和思考问题时要带入个人经验和体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坚实的“大后方”。

“把生活带入思想，把思想带入生活。所有的研究到最后都是要提供一种启发，提供一种激活，而不是要做出穷尽现实的模型或者精准预测什么。如果你的生活都是可以被预测的，那我们还活着干什么？”

生活由很多暗线组成，在其背后有更加深层与复杂的逻辑，在“静水深流”中抽出暗线；生活不该是“步步要走对，步步要紧跟”，生活可以不可预测，但并不是不可控。在不确定与焦虑中，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我的控制感。  

正如项飙在交流中所说的：在自我的微观构造中找到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