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能解决问题的人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放到一起，日前，人民网转发一篇题为《一场特殊的“早餐会”》的报道，披露内蒙古包头首场政商恳谈早餐会的诸多细节。媒体梳理发现，近期，已经有包括海南海口、四川西昌、湖北京山在内的多地党政主官陆续组织开展特殊“早餐会”活动，由领导做东，邀请企业家面对面餐叙。

“我跟领导吃过饭”，这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带有某种炫耀、暗示背景的话术，可能会逐渐被消解。越来越多的地方党政主官参与到类似地方政商“早餐会”的活动中，很大程度上是对本地清朗政商关系的自信，也表明了自身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

让“跟领导吃饭”在公共话语空间彻底去魅，从根本上要做的，不仅是饭局本身的公开、透明，更要让对试图通过饭局实现权力寻租的想法、做法真正失去存活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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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似新颖的“早餐会”模式，本身并不算新。早在十多年前，广东顺德“大部制”改革中，通过早餐会交流工作就已经是政府内部的一种沟通方式。2018年开始，着力于改善营商环境的政企早餐会、午餐会、下午茶就陆续多了起来。花样繁多的各种称谓所试图营造的，都是政商沟通的一种融洽氛围与环境，其与传统意义的座谈会、恳谈会、交流会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当然从越来越多的“早餐会”模式及其执行细节，或许也可以寻到地方公共治理与营商环境改善的某些共性问题。

一方面，要正视一些地方还存在“见领导难”，与过分依赖一把手“拍板”的某种倾向。在河北望都，“千年辣椒古县”的相关企业晾晒辣椒的场地使用问题，需要“通过早餐会联系企业所在乡镇的领导”出面化解。由此可知，企业寻求基层政府介入、提供帮助的途径、成本不可谓不高，一些本可以在早餐会前就能够及时、高效伸出援手的个案，最终还是通过早餐会这种形式才得以解决。早餐会“药到病除”这种“功效”能有多大，可能事实上也在映衬基层公共治理与服务还存在多大不足。

在另一方面，企业家参与早餐会，往往是带着问题上会，“我们平时对接的都是办事的科员，但早餐会都是局长、‘一把手’现场给你解决问题”，早餐会的参与主体存在类似想法的不在少数，而这与行政诉讼中强调官员出庭应诉的逻辑颇为相像。

其实能否见到主要领导，是否得到高度重视，本不应成为决定问题解决尺度、难度的关键因素，把营商环境中积压的问题带到(拖到)早餐会寻求解决的思路，其解决本身就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有官员坦言，许多不好解决的问题能在早餐会上得到解决，还是因为参会的领导“在执行和实操方面更有话语权，在县里面更有决策力”，在四川西昌，一个拖了企业数年的程序备案问题，在早餐会后一周就得以解决，在观感上，很难说该案例是地方营商环境改善的加分项。

而由此引申出待观察的问题是，借早餐会反映的具体问题，其快速解决究竟是局限于个案，还是能扩展到类型化的体制机制梳理？理想情况当然是要能通过一案，纠正和改善一片，如果只是上了会的问题才能得到“特事特办”，地方营商环境的改善则显然需要更多的后续工作。

“早餐会”后的台账化管理、跟进，必须能够“举一反三”，带着问题去审视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从根本上解决没有上会的其他企业的同类问题，彻底打通导致企业在当地办事难、程序复杂的机制堵点。

基于个案反馈渠道的市场主体申诉、求助，自有其存在的意义，“早餐会”不失为个案问题解决机制的一种新探索。但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的特事特办，显然并非“早餐会”的全部初衷。让见领导变得不再难，让需要领导拍板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常规的政务办理程序也可以快捷、高效地得以解决，这才是政商沟通“早餐会”所应当坚守的制度诉求。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