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的问题出现在44岁那年的秋天。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时她刚把儿子送进大学,工作也没那么忙了。

为这个家操劳了半生,她觉得自己该休息休息。

碰巧老公去外地出差,她一个人在家里,生生地连续失眠20天。

从那以后,睡眠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

随之而来的,是疲乏、焦躁,对生活失去兴趣和信心……

周栗娟的人生转折点来得更早一些。

42岁起,她逐渐出现头晕、心慌等症状,走在路上,时不时就会感到双腿一阵发软,看着脚下的地面,似乎随时都可能一头栽下去。

没多久,她开始不敢独自出门,和家人一起走路时,总是紧紧地抓着对方的胳膊。

“这大概就是更年期了吧。”亲戚朋友都这么说,她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熬一熬就过去了”。

可这一“熬”就是十多年。身边同龄人早都跨过这道坎了,唯独她们,似乎被留在了某个地方。

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更年期会结束,但跟随更年期悄然而至的一头怪兽并不会主动离开。

这头怪兽的名字,叫“抑郁”。

随激素一起跌落谷底

老百姓所说的更年期,科学上叫“围绝经期”,一般发生在40岁至60岁之间,对个体来说,大约会延续4到10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她们的卵巢功能逐步衰退,直至完全停止,雌激素分泌大幅衰减,带来各种代谢紊乱和身体机能的下降。

经过这一程,女性便完成了从性成熟期到老年期的过渡。

这是女性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抑郁、焦虑等精神心理疾病的高发期。

有研究显示,女性在更年期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比平时增加了1.5至3倍,达到诊断标准的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则增加了2到4倍。

2010年,一项在全国22个省份2400名45~55岁妇女中开展的调查显示,这个人群的更年期抑郁患病率高达23.80%。

但这个人群中,真正为了治疗“抑郁”而去医院就诊的,其实并不多。

陈荣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时,主要是想解决失眠问题。因为长期难以入睡,她感到疲惫又脆弱。

曾经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她,如今却对买菜做饭这样的事情都感到难以胜任。

主任医师周福春与她交谈之后,发现她虽然主诉失眠,但核心困扰在于心情低落、兴趣和愉快感缺乏,精力和体力显著减退。

因此,周福春给她开的检查单子里,除了睡眠质量指数外,还有抑郁和焦虑的自评量表、心境障碍问卷和脑功能成像等。

陈荣坐在电脑前,不太熟练地用鼠标填写着问卷。有些问题让她觉得刺眼,比如“假如我死了,别人会生活得更好”,她想了想,选了“有点符合”;而“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幸”,她很快选了“很不符合”。

根据病史、访谈和检查结果,周福春确定她存在明确的抑郁合并焦虑,给她开了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

最开始,陈荣还半信半疑,但服药大约3周后,她不仅睡眠问题得到显著改善,情绪、兴致和与人交流的状态都与之前截然不同。

为了尽快恢复健康,她开始每天晨跑、散步。

而在此之前,不管家人怎样劝说,她总是没事就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周栗娟的经历则更为曲折。

她原本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参与设计的礼炮曾出现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的现场。

但愈演愈烈的身体症状和长期低迷的心理状态让她无法继续工作,只能退养在家。

她不允许任何人提起她曾经的工作成绩,也逐渐疏离了过去的人际圈。

最严重的时候,她劝家里人不要在网上买东西,因为“快递员不肯送上楼,我一个人在家不敢下楼取件”。

头昏、心悸、手足颤抖、腰酸腿软、血压时高时低——因为躯体症状过于明显而繁杂,周栗娟十多年来在妇科、神经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科室转了个遍,没有发现严重躯体疾病,中药和西药都吃过不少,但症状依然此起彼伏。

直到去年,她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走进当地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按照医嘱服药半年后,所有症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最近,她刚刚买了一辆轻便的电动车,每天骑着买东西、办事。就连小区里的邻居都感叹她几乎变了一个人。

她们抑郁了,却难以走进精神科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都可以显著减轻症状,甚至达到临床上的治愈标准。

然而全球超过3亿抑郁症患者,即便在高收入国家,也只有约一半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2019年的一项荟萃研究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只有19.5%,在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的则更少,仅有5.2%。

相比于常常把“我抑郁了”挂在嘴边的年轻人,身处更年期的女性,似乎更难接受自己“抑郁了”这个现实。

直到现在,陈荣也没有告诉她的老姐妹们,自己正在服用抗抑郁的精神类药物:“我心里清楚,这个药吃了有用,就说明是对症的。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多数还是会觉得你怎么这样了,会觉得‘抑郁’和‘精神病’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而周栗娟之所以会去精神科就诊,还是因为女儿谷小舒的一再坚持。

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总是以没空、“吃完这服药再说吧”为由,一再拖延。

也曾有其他医生或委婉或直接地建议她去精神科看看,这些建议同样被忽视了。

“总觉得‘精神科’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也怕人笑话。”事过境迁,周栗娟略显自嘲地说。

跟陈荣不同的是,她更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并建议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去看看是否“抑郁”了。

“很多患者和家属见到我后,喜欢问一个问题:我这到底是精神疾病还是心理疾病?我很快发现,他们想听到的回答都是‘心理疾病’,因为这样似乎更‘轻’一些,说出来‘好听’一点。”周福春微笑道。他很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

“社会舆论对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视、患者自身的病耻感,都影响着患者的就诊意愿。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医生,必须极其谨慎、心存敬畏。既不能随便给患者贴上‘××症’的标签,更不能贻误他们的病情。”周福春说。

除了这种病耻感,阻碍患者接受治疗的另一个因素是“认知盲区”。

更年期的一系列常见症状,如情绪低落、潮热、盗汗、失眠等,跟抑郁症导致的一些症状很容易混淆。

这让许多患者误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更年期反应,被动地等待“翻篇”,以至于贻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知识很重要。”周栗娟的女儿谷小舒说。在漫长的十多年里,她一直在试图帮助妈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

毕业后,她就职于一家科普机构,主要做医疗健康方面的科普。

在向更多人传播抑郁症知识的同时,她第一次注意到“更年期抑郁”这个概念。

“然后我根据这个关键词搜索到了很多案例,越看越觉得这可能就是发生在我妈妈身上的事情。那一刻,是我们家命运的转折点。”

谷小舒说,“近年来一系列热点新闻的曝出,让越来越多人认识了‘产后抑郁症’,很多新手妈妈们得到了应有的理解和关怀。但关于‘更年期抑郁’的讨论仍然很少,我希望为此做一些事情,帮助更多的人。”

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

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中必经的重大转折。

除了激素的变化外,很多社会家庭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是很多人在事业上碰到天花板的时期,是很多人把孩子养大成人后面临空巢的时期,也是很多人开始出现大大小小其他疾病的时期……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精神心理健康。

国内一项研究就显示,职业状态不理想、痛经、自身重病、家庭成员重病、夫妻感情不融洽、子女学业事业不顺利、工作生活压力大、住房条件差的更年期女性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状。

“人生转折期”——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周福春对这5个字的重量,感触极深。

“‘人生转折期’是一个在临床上经常提起的概念。人一生会遇到好多个转折期,如青春期、围产期、更年期(围绝经期)等。人生转折期和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

他说,“而且,有过既往抑郁发作的人,再次发作的概率是没有病史的人的2倍左右。也就是说,曾在青春期或者产后出现抑郁症状的人,在更年期也更容易抑郁。由此可见,安稳地度过每一个人生转折期,对人生的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

这类伴随人生转折期出现的抑郁症,常常带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随着人生“go on”,时过境迁,抑郁也会自动好转。

但周福春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寄希望于‘时过境迁’是危险的。因为抑郁患者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有可能病情恶化,甚至演变到不可控的结局的。”

那么,究竟出现了哪些情况,就意味着有必要去医院寻求专业帮助呢?

周福春给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看抑郁、焦虑、失眠等症状是否持续数日无法自行缓解。

网上有一些抑郁自评量表,如PHQ-9等,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自己的状态。

另一个判断标准则是“社会功能”:工作生活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是不是难以胜任现在的社会角色?是不是过去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却变得难以完成?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都应该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

在安定医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

随着患者需求的增加,2006年安定医院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

每一个来到精神科就诊的抑郁者,都曾经跨过一道又一道有形或无形的“门”,才来到他们的主治医师面前。但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是出名的差,不依从率是非抑郁症患者的3倍以上。

自然研究显示,高达50%~60%的患者会在治疗过程中脱落。感觉已经“好转”了、担心药物副作用、不信任医生、嫌麻烦……都会导致病人擅自停药、不再复诊等。

周栗娟在用药约1个月时,出现了症状的剧烈反复,比过去更猛烈的头晕一阵阵袭来,让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走错路了”。

不知是否是药物副作用的原因,她的味觉开始出现变化,不管什么东西吃到嘴里都是辣的。

“那段时间,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但是大夫明确建议我继续用药。家人也一直鼓励我。大概3个月后,一切都开始好起来。”周栗娟说。

然而外界的声音仍然充满嘈杂。

有人得知她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后,“关切”地提醒她:“你可要小心!这种药一旦吃起来,可就形成依赖了,说不定要吃一辈子药!”类似这样的言论屡见不鲜。

“适量、足疗程,是抑郁症患者用药的关键原则。”周福春说。

精神类药物的用药剂量不是一直不变的,有经验的医生会指导患者有序地摸索药量,再一步步调整药量直至停药。

一般来讲,初次抑郁发作,治疗周期应当不短于一年,包括8~12周的急性期治疗、3~6个月的巩固期治疗和半年左右的维持治疗。

如果是复发,则需要2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治疗周期。

除了满足疗程标准外,能否停药还取决于患者是否共患精神疾病(比如抑郁合并酒精依赖)和躯体疾病(比如合并糖尿病),以及家庭支持、环境压力、抗压能力等多种因素。

“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也应适当维持治疗更久一些。”周福春说,“在这期间,患者积极调整生活方式,加强运动、发展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社交,都有助于顺利度过停药期,以及防范复发。”

对每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这都是一场艰难而不平凡的历程。周福春最希望告诉患者的是,“你们的一切顾虑、一切犹疑,都可以和医生讨论。不要自己闷着,也不要轻信网上搜到的言论和街坊邻居的议论,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走出困境”。

“更年期很难熬,但并不可怕。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转折点,每个人都可能是脆弱的,都可能需要帮助。深谷中的人,常常以为自己再也走不出来了。我们帮助他们的方法,不应该是廉价的劝说,而是给予真正科学、专业的建议。”周福春说。

妈妈病情好转后,谷小舒又带着长期焦虑烦躁的婆婆去精神科“报到”。身边两位最重要的女性长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更年期抑郁的影响,这让她愈发坚信自己的科普工作是有意义的。

“不仅仅是女性,每个人都该知道更年期与抑郁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自己,也帮助亲人和朋友。”

谷小舒说,“曾经,我看到我的两位妈妈都在更年期饱受折磨,这让我对几十年后的自己充满忧虑。而现在,她们的康复也带给我力量,带给我迎接未来的勇气和信心。”

(文中陈荣、周栗娟、谷小舒为化名)

参考资料:

DOI:10.1016/j.psc.2017.01.007

DOI:10.1007/s11126-019-09666-9

DOI:10.1097/GME.0000000000001174

DOI:10.19829/j.zgfybj.issn.1001-4411.2020.23.043

DOI:10.3969/j.issn.1006-0111.2012.06.005

DOI:10.3969/j.issn.1004-4663.2010.05.023

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