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的问题出现在44岁那年的秋天。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时她刚把儿子送进大学，工作也没那么忙了。
为这个家操劳了半生，她觉得自己该休息休息。
碰巧老公去外地出差，她一个人在家里，生生地连续失眠20天。
从那以后，睡眠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
随之而来的，是疲乏、焦躁，对生活失去兴趣和信心……
周栗娟的人生转折点来得更早一些。
42岁起，她逐渐出现头晕、心慌等症状，走在路上，时不时就会感到双腿一阵发软，看着脚下的地面，似乎随时都可能一头栽下去。
没多久，她开始不敢独自出门，和家人一起走路时，总是紧紧地抓着对方的胳膊。
“这大概就是更年期了吧。”亲戚朋友都这么说，她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熬一熬就过去了”。
可这一“熬”就是十多年。身边同龄人早都跨过这道坎了，唯独她们，似乎被留在了某个地方。
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更年期会结束，但跟随更年期悄然而至的一头怪兽并不会主动离开。
这头怪兽的名字，叫“抑郁”。
随激素一起跌落谷底
老百姓所说的更年期，科学上叫“围绝经期”，一般发生在40岁至60岁之间，对个体来说，大约会延续4到10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她们的卵巢功能逐步衰退，直至完全停止，雌激素分泌大幅衰减，带来各种代谢紊乱和身体机能的下降。
经过这一程，女性便完成了从性成熟期到老年期的过渡。
这是女性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抑郁、焦虑等精神心理疾病的高发期。
有研究显示，女性在更年期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比平时增加了1.5至3倍，达到诊断标准的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则增加了2到4倍。
2010年，一项在全国22个省份2400名45~55岁妇女中开展的调查显示，这个人群的更年期抑郁患病率高达23.80%。
但这个人群中，真正为了治疗“抑郁”而去医院就诊的，其实并不多。
陈荣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时，主要是想解决失眠问题。因为长期难以入睡，她感到疲惫又脆弱。
曾经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她，如今却对买菜做饭这样的事情都感到难以胜任。
主任医师周福春与她交谈之后，发现她虽然主诉失眠，但核心困扰在于心情低落、兴趣和愉快感缺乏，精力和体力显著减退。
因此，周福春给她开的检查单子里，除了睡眠质量指数外，还有抑郁和焦虑的自评量表、心境障碍问卷和脑功能成像等。
陈荣坐在电脑前，不太熟练地用鼠标填写着问卷。有些问题让她觉得刺眼，比如“假如我死了，别人会生活得更好”，她想了想，选了“有点符合”；而“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幸”，她很快选了“很不符合”。
根据病史、访谈和检查结果，周福春确定她存在明确的抑郁合并焦虑，给她开了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
最开始，陈荣还半信半疑，但服药大约3周后，她不仅睡眠问题得到显著改善，情绪、兴致和与人交流的状态都与之前截然不同。
为了尽快恢复健康，她开始每天晨跑、散步。
而在此之前，不管家人怎样劝说，她总是没事就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周栗娟的经历则更为曲折。
她原本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参与设计的礼炮曾出现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的现场。
但愈演愈烈的身体症状和长期低迷的心理状态让她无法继续工作，只能退养在家。
她不允许任何人提起她曾经的工作成绩，也逐渐疏离了过去的人际圈。
最严重的时候，她劝家里人不要在网上买东西，因为“快递员不肯送上楼，我一个人在家不敢下楼取件”。
头昏、心悸、手足颤抖、腰酸腿软、血压时高时低——因为躯体症状过于明显而繁杂，周栗娟十多年来在妇科、神经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科室转了个遍，没有发现严重躯体疾病，中药和西药都吃过不少，但症状依然此起彼伏。
直到去年，她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走进当地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按照医嘱服药半年后，所有症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最近，她刚刚买了一辆轻便的电动车，每天骑着买东西、办事。就连小区里的邻居都感叹她几乎变了一个人。
她们抑郁了，却难以走进精神科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都可以显著减轻症状，甚至达到临床上的治愈标准。
然而全球超过3亿抑郁症患者，即便在高收入国家，也只有约一半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2019年的一项荟萃研究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只有19.5%，在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的则更少，仅有5.2%。
相比于常常把“我抑郁了”挂在嘴边的年轻人，身处更年期的女性，似乎更难接受自己“抑郁了”这个现实。
直到现在，陈荣也没有告诉她的老姐妹们，自己正在服用抗抑郁的精神类药物：“我心里清楚，这个药吃了有用，就说明是对症的。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多数还是会觉得你怎么这样了，会觉得‘抑郁’和‘精神病’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而周栗娟之所以会去精神科就诊，还是因为女儿谷小舒的一再坚持。
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总是以没空、“吃完这服药再说吧”为由，一再拖延。
也曾有其他医生或委婉或直接地建议她去精神科看看，这些建议同样被忽视了。
“总觉得‘精神科’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也怕人笑话。”事过境迁，周栗娟略显自嘲地说。
跟陈荣不同的是，她更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并建议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去看看是否“抑郁”了。
“很多患者和家属见到我后，喜欢问一个问题：我这到底是精神疾病还是心理疾病？我很快发现，他们想听到的回答都是‘心理疾病’，因为这样似乎更‘轻’一些，说出来‘好听’一点。”周福春微笑道。他很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
“社会舆论对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视、患者自身的病耻感，都影响着患者的就诊意愿。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医生，必须极其谨慎、心存敬畏。既不能随便给患者贴上‘××症’的标签，更不能贻误他们的病情。”周福春说。
除了这种病耻感，阻碍患者接受治疗的另一个因素是“认知盲区”。
更年期的一系列常见症状，如情绪低落、潮热、盗汗、失眠等，跟抑郁症导致的一些症状很容易混淆。
这让许多患者误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更年期反应，被动地等待“翻篇”，以至于贻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知识很重要。”周栗娟的女儿谷小舒说。在漫长的十多年里，她一直在试图帮助妈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
毕业后，她就职于一家科普机构，主要做医疗健康方面的科普。
在向更多人传播抑郁症知识的同时，她第一次注意到“更年期抑郁”这个概念。
“然后我根据这个关键词搜索到了很多案例，越看越觉得这可能就是发生在我妈妈身上的事情。那一刻，是我们家命运的转折点。”
谷小舒说，“近年来一系列热点新闻的曝出，让越来越多人认识了‘产后抑郁症’，很多新手妈妈们得到了应有的理解和关怀。但关于‘更年期抑郁’的讨论仍然很少，我希望为此做一些事情，帮助更多的人。”
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
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中必经的重大转折。
除了激素的变化外，很多社会家庭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是很多人在事业上碰到天花板的时期，是很多人把孩子养大成人后面临空巢的时期，也是很多人开始出现大大小小其他疾病的时期……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精神心理健康。
国内一项研究就显示，职业状态不理想、痛经、自身重病、家庭成员重病、夫妻感情不融洽、子女学业事业不顺利、工作生活压力大、住房条件差的更年期女性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状。
“人生转折期”——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周福春对这5个字的重量，感触极深。
“‘人生转折期’是一个在临床上经常提起的概念。人一生会遇到好多个转折期，如青春期、围产期、更年期（围绝经期）等。人生转折期和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
他说，“而且，有过既往抑郁发作的人，再次发作的概率是没有病史的人的2倍左右。也就是说，曾在青春期或者产后出现抑郁症状的人，在更年期也更容易抑郁。由此可见，安稳地度过每一个人生转折期，对人生的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
这类伴随人生转折期出现的抑郁症，常常带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随着人生“go on”，时过境迁，抑郁也会自动好转。
但周福春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寄希望于‘时过境迁’是危险的。因为抑郁患者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有可能病情恶化，甚至演变到不可控的结局的。”
那么，究竟出现了哪些情况，就意味着有必要去医院寻求专业帮助呢？
周福春给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看抑郁、焦虑、失眠等症状是否持续数日无法自行缓解。
网上有一些抑郁自评量表，如PHQ-9等，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自己的状态。
另一个判断标准则是“社会功能”：工作生活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是不是难以胜任现在的社会角色？是不是过去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却变得难以完成？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都应该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
在安定医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
随着患者需求的增加，2006年安定医院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
每一个来到精神科就诊的抑郁者，都曾经跨过一道又一道有形或无形的“门”，才来到他们的主治医师面前。但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是出名的差，不依从率是非抑郁症患者的3倍以上。
自然研究显示，高达50%~60%的患者会在治疗过程中脱落。感觉已经“好转”了、担心药物副作用、不信任医生、嫌麻烦……都会导致病人擅自停药、不再复诊等。
周栗娟在用药约1个月时，出现了症状的剧烈反复，比过去更猛烈的头晕一阵阵袭来，让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走错路了”。
不知是否是药物副作用的原因，她的味觉开始出现变化，不管什么东西吃到嘴里都是辣的。
“那段时间，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但是大夫明确建议我继续用药。家人也一直鼓励我。大概3个月后，一切都开始好起来。”周栗娟说。
然而外界的声音仍然充满嘈杂。
有人得知她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后，“关切”地提醒她：“你可要小心！这种药一旦吃起来，可就形成依赖了，说不定要吃一辈子药！”类似这样的言论屡见不鲜。
“适量、足疗程，是抑郁症患者用药的关键原则。”周福春说。
精神类药物的用药剂量不是一直不变的，有经验的医生会指导患者有序地摸索药量，再一步步调整药量直至停药。
一般来讲，初次抑郁发作，治疗周期应当不短于一年，包括8~12周的急性期治疗、3~6个月的巩固期治疗和半年左右的维持治疗。
如果是复发，则需要2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治疗周期。
除了满足疗程标准外，能否停药还取决于患者是否共患精神疾病（比如抑郁合并酒精依赖）和躯体疾病（比如合并糖尿病），以及家庭支持、环境压力、抗压能力等多种因素。
“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也应适当维持治疗更久一些。”周福春说，“在这期间，患者积极调整生活方式，加强运动、发展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社交，都有助于顺利度过停药期，以及防范复发。”
对每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这都是一场艰难而不平凡的历程。周福春最希望告诉患者的是，“你们的一切顾虑、一切犹疑，都可以和医生讨论。不要自己闷着，也不要轻信网上搜到的言论和街坊邻居的议论，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走出困境”。
“更年期很难熬，但并不可怕。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转折点，每个人都可能是脆弱的，都可能需要帮助。深谷中的人，常常以为自己再也走不出来了。我们帮助他们的方法，不应该是廉价的劝说，而是给予真正科学、专业的建议。”周福春说。
妈妈病情好转后，谷小舒又带着长期焦虑烦躁的婆婆去精神科“报到”。身边两位最重要的女性长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更年期抑郁的影响，这让她愈发坚信自己的科普工作是有意义的。
“不仅仅是女性，每个人都该知道更年期与抑郁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自己，也帮助亲人和朋友。”
谷小舒说，“曾经，我看到我的两位妈妈都在更年期饱受折磨，这让我对几十年后的自己充满忧虑。而现在，她们的康复也带给我力量，带给我迎接未来的勇气和信心。”
（文中陈荣、周栗娟、谷小舒为化名）
参考资料：
DOI：10.1016/j.psc.2017.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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