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间,我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经历了超大规模的人口转变。2012年前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开始下降,GDP增速也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效率和潜在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尤其对于处于中国城市塔尖的“两万亿俱乐部”而言,能否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质量优势,继续保持快速奔跑姿态,对全国城市都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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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月24日),城市进化论、智联招聘联合推出《“2万亿俱乐部”劳动人口可持续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瞄准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武汉、杭州9座“2万亿俱乐部”成员(准成员),探析城市经济增长动能及可持续发展之路。

以劳动生产率为尺,从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及人力资本等维度来看,塔尖城市中谁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更优,谁又有望率先破题高质量发展?

劳动力稀缺性增强 京沪已是“负增长”

作为最具带动能力的区域增长极,“2万亿俱乐部”城市既是经济增长排头兵,也是人口增长主力军。

十年间,9座城市常住人口均保持稳定增长,其中深圳、广州、成都常住人口分别增长713.61万人、597.58万人、581.89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5.35%、3.93%、3.31%,成为最大赢家。

整体而言,塔尖城市人口供给仍然十分旺盛。不过跟规模相比,人口结构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9座塔尖城市中,深圳“最年轻”,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3.22%。除此之外,8座城市均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其中重庆、上海已进入深度老龄化(14%),成都、北京也仅一步之遥。

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2万亿城市一大隐忧。一方面,社会、家庭养老负担随之加重;另一方面,则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从人口抚养比来看,9座城市人口抚养比均小于50%,意味着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不过对比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抚养比均有明显增长,其中苏州、北京及上海增幅最大。

《报告》研究发现,北京、上海劳动年龄人口已呈现负增长。与此同时,9座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稀缺性增强,吸引人口流入越发重要。

按照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的观点,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从“经济-人口比”来看,9座城市均大于1,显示出继续集聚人口的趋势。不过纵向对比十余年变化,除重庆外,其余8座城市“经济-人口比”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深圳、广州、苏州降幅明显。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9座城市必须尽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各类风险挑战。

生产率驱动增长 重庆苏州“分化”明显

在“人口红利”加速消退背景下,经济发展动能亟待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增长,转变为生产率驱动的增长。

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数)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劳动“含金量”的重要指标。202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78万元/人。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9座城市劳动生产率均高于全国均值,其中北京、上海最高,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倍以上。

纵观九座城市,每一次跨越万亿级台阶时,几乎都会伴随劳动生产率的一次“跃升”。

2021年,京沪同时升格为“4万亿”城市,劳动生产率携手跨过30万元/人,位居9座城市前列。而同处“2万亿”梯队的重庆和苏州,“分化”则尤为明显——

2017年,重庆GDP突破2万亿时,劳动生产率仅为12.09万元/人;2020年,苏州跨越2万亿台阶,同期劳动生产率(26.99万元/人)是前者两倍有余。

如同分子与分母,经济效益与劳动者被分置于分数线两端,由此产生的便是劳动生产率。彼时,重庆(2017年)就业人口高达1659.33万人,苏州(2020年)则仅为747.79万人。也就是说,同样经济体量下,苏州的劳动含金量更高,重庆则更依赖“人口红利”下的规模效应。

按照“GDP=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数”推导,GDP增速受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就业人员增速双重影响。而从就业人员数来看,9座城市几乎全部出现下滑趋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显得十分重要。

当前,“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要高于GDP增长”已成为我国“十四五”重要目标。9座城市中,深圳、苏州、成都、武汉均提出相应目标:成都、武汉劳动生产率增长目标均高于GDP增长目标,深圳则是唯一劳动生产率增速目标低于GDP增长目标的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提速 稳制造”成九城共识

过往研究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库兹涅茨式”演进规律,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

对于“2万亿俱乐部”而言,“三二一”产业结构是发展大势所趋。不过从全国层面来看,由于三产劳动生产率整体低于二产,需要警惕“制造业比重快速下滑,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带来的“逆库兹涅茨化”。这很可能导致全员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提高,甚至下降,由此拖累GDP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根据相关规划,9座城市均提出针对性目标。比如,北京提出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回升至13%左右,力争达到15%左右;重庆、成都、武汉工业占比分别锚定30%、26%和27%。

“库兹涅茨”过程同样发生在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上。当前,从餐饮、零售等低效的传统服务业,向金融、信息服务、科技研发等高效的现代服务业转型,已成为9座城市产业升级的共同追求。

以北京为例,作为典型的“服务业主导型”城市,2010年,北京三产增加值达到1.16万亿元,彼时“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排名二、三位,仅次于金融,占全市GDP比重分别为13.33%、8.78%。

到2020年,北京三产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晋升二、三位,分别占全市GDP的15.58%和8.27%,同期“批发和零售业”降至第四位,占GDP比重7.9%,较2010年下降5.43个百分点。这样的转型趋势也呈现在就业人口比重变化中。

《报告》指出,在产业内部调整中能明显看到,越早越快转向生产率更高行业的城市,越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更强劲的经济动能。

人力资本持续提升 深圳成大学生“收割机”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人力资本驱动和支撑。根据《报告》,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等,可视作简单劳动的“倍乘”,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角度,北京、上海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规模持续领跑,2020年分别突破900万、800万量级,成都、广州、深圳同为500万量级,处于第二梯队。

十年间,深圳不仅创造出经济奇迹,更在人力资本上完成“绝地反击”,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新增323.32万人,占据常住人口增量近五成,年均增长10.72%,位列九城第一。

从人才流动趋势看,智联招聘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其中京沪2022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达1.65%、1.99%。此外,杭州人才吸引力也较为强劲,人才净流入占比达到1.37%。

《报告》认为,人才的流动关乎城市吸引力,除了“待遇留人、环境留人、感情留人”外,更关键的是要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业。

从当下城市转型高度聚焦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数字经济)来看,2022年9座城市人才简历投递量占比总和,均明显高于城市提供职位数占比总和,显示出“塔尖”城市吸引力强劲,对于新兴产业人才的聚集效应更加明显。

以人工智能为例,9座城市提供相关职位数占全国近半(49.20%),但向其投递简历占比总和高达55.08%。除苏州外,其余城市均出现岗位需求不足的情况。

《报告》指出,一方面,求职需求高度集中,加剧了求职竞争;另一方面,城市新兴产业提供岗位不足,也可能造成人才流出。当前,各地均面临新兴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不匹配的问题,亟待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使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更高水平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真正释放“人才红利”。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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