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遒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激增，形成了一股“考研热”。从数据看，2022年全国硕士生报名人数为457万，比前一年增长21%。此前的增长率在2021年与2020年分别为10.9%和17.2%，只是2019年为21.8%，略有超过。

一项统计结果表明，哈佛大学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曾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最后一名。英国某著名研究所里，其获得最高工资的是一名吹玻璃工。

如此鲜明对比，说明什么问题呢？

专业教育上移至研究生阶段

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研究生制度原则上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时就已建立，但人数在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研究生人数才有所增长。

1980年，我国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的比例为1：40，至1985年，其比例上升至约1：19.5。彼时，高校为提高自身地位与声誉，纷纷要求成立研究生院，招收更多研究生。社会也需要较多高级学历的人才，这进一步激发了研究生人数的增长。

至2005年，我国研本生比为1：8.8，2010年为1：8.3，2015年的数字基本维持不变，这表明研究生与本科生大体按比例同步增长。2017年，这个比例才稍有增长，维持在比1：6稍高。而到2020年，研究生增幅接近10%，年增长率达到从未有过的近两位数，在读研本生比升至1：5.8。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大体相近，甚至有过之。它与本文开头提到的2019年考研人数大幅增长有密切关系。

可以看到，我国在读研究生人数的增长起伏较大，大体上是2017年后才快速增长。

从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看，最大的变化是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4%，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迅速达到54.4%。这意味着国民的文化水平总体上大幅提高。同时，本科教育中通识教育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这表明，许多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有以打好学业基础和加强交叉融合能力的“通识化”为主体，而将较强的专业教育任务上移到研究生阶段的倾向，且这种倾向有越来越扩大到一般大学的趋势。

对于学生而言，这种趋势具有促进教育个性化的优点。因为高中生在刚进入高校时，往往对专业的性质、前景以及自身兴趣、爱好和特长并无充分了解，他们大多在进入大学学习后才对专业有所认识，并了解其是否适合自己。因此，“考研”是使自己“专业化”，以及选择比较理想的学校与专业的一个途径。

从社会角度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在转型，真正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并不算多，吸纳专业人才的能力还不够强。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用人单位的岗位培训能力也较弱，它们往往要求新职工“即来即上手”。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国有的著名高校的毕业生以对某种机器“闭着眼睛也会拆卸装配”而闻名。这种人才在偏狭的专业知识领域十分娴熟，但肯定很难适应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这就会产生对学生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素质结构“通识化”新要求，与社会多数企事业单位“一来就能动手”的“旧常规”之间存在矛盾。加之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本科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这些因素使不少本科毕业生将考研作为推迟就业、寻找更好出路的策略。

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疫情猖獗与国际形势云谲波诡，相当一部分原来打算去国外读研的人转向国内，这也是考研人数一时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解决“学历崇拜”问题需要“伯乐”

至于“学历崇拜”“文凭至上”等现象，不能不说也是“考研热”的另一个原因。但这种现象长期存在。

总体上，各种“文凭”或“资质证书”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提出一定要求，因此可以算作一种相对简单的识别人才的通用办法，当然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对于人才市场或企业而言，从机构正常运转与发展的角度，它们还是愿意使用“性价比”最高的人才，并不过度要求学历与资质，因为这些机构对优质人才的付出往往明显高于普通人。

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之所以就业相对容易，原因就在于大多数高职院校具有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优势，其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直接进入对口行业工作。企业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是对多数非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而言的。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科技和工艺迅猛更新，上述职业院校中，相当一部分专科将提升为本科，甚至会适当招收一些专业研究生，使其更能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需要。这与盲目的“学历崇拜”“文凭至上”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如何能在众多高校毕业生中物色到合适的人才却一直是个难题。一般企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招收新职工，除了“学历证书”“资质证书”“到校考查”等办法以外，通常只有“面试”这一招。

然而，人性是多元的，一个人的真实本领很难通过一次“面试”就能完全显露。因此，“学历崇拜”尽管不理想、存在片面性，但在大规模人才选择中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制度化，因此恐怕也是长期难以避免的。

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只有依靠鉴别人才的人——“伯乐”。但“谁是伯乐”又是个问题。

此前曾有过一项统计，哈佛大学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最后一名。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赞扬说，这说明哈佛大学确实是鹤立鸡群，敢于聘用没有博士学位但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任教。

这正像当年蔡元培先生将只想来北大当学生的梁漱溟聘为教师。这在当下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国规定学校“办学自主权”，就是给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留下实施空间。但这种事例毕竟是少数，因此“学历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将持续存在。

不过，“学历”毕竟不能代表知识、能力、态度等素质。“高分低能”与“低学历高能力”的人同时并存。如果将拔尖人才看成是“状元”，那“行行出状元”就是常态。

那么，这个“拔尖”是从哪一方面来看呢？我认为绝不是所谓“五唯”，而是讲贡献、讲创新。

笔者曾多次说过，在英国某著名研究所，获得最高工资的是一名吹玻璃工，美国某研究所工资最高的是一位熟知各种材料性质、能根据科研工作需要合成调配出适当材料的技师。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如果你的身份被定为“工人”“技师”，即使你的能力再强、贡献再大，至少在学校里，你休想获得教授的待遇。

这种制度规定使“学历崇拜”成为一种绝对、不合理且扭曲的“常态”。它无疑就是“五唯”顽瘴痼疾的一种。不消除这种状态，就只能让“学历崇拜”继续肆虐。

联系到“考研”问题，研究生当然是比本科生更高层次的“学历”，却并不是更高层次的“人才”。所谓“高层次人才”，是指其对事业、对国家人民作出了出类拔萃的贡献。贡献越大，人才的档次越高。

目前，我国研究生除了有硕士和博士两种学历上的区别外，还有学术型和专业型之分。不过无论是哪种研究生，“研究”总是其基本任务，只是对象和内容有所不同而已——学术型研究生要求在学科的学理上有所创造发现，专业型研究生则要求在职业的“产品”与工艺技术上有所创新与发明，能解决专业领域里的各种实际问题。但其成果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总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就与一般做常规工作的有很大差别。因此，没有痴心于研究的兴趣和愿望的人是不宜当研究生的。

将“考研热”控制在恰当程度

当下我国出现“考研热”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某些精英高校将本科教育“通识化”，并将专业教育上移到研究生阶段的实情，也有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导致的研究生人数的合理增长。

此外，确有部分企事业单位和人才市场存在“学历崇拜”的传统观念，盲目追求高学历，把学历看成是知识与能力的体现，以为具有高学历的人能力一定更强，同时存在着“高学历低使用”的人才使用不当的问题。另外，一些临时性因素，如疫情、出国难等也助推了“考研热”。

既然问题是复杂的，解决途径也需要有针对性。

在高等教育内部，应该对高校层次结构加以区别。在研究型大学里，多数毕业生可以以考研为主渠道；也可以鼓励普通高校中有较强研究志趣与能力的学生考研，其余为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在拓宽学科宽度的基础上，多与应用部门加强联系，以便早日投入实际工作。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要继续发扬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优势，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适当拓宽学生基础，并创造条件，逐步将专科升为本科，使之有较多适应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职业变换。

高等教育结构的这种变换将使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以致消失。它们共同培养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基本工作人员。如此，高等教育普及了，研究生就不可能也达到“普及”程度，他们不再是“精英”，只是更“专”一些。

在此情况下，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数比例以多少为宜需要根据社会发展情况研究确定，目前很难得出明确结论。同样，社会环境也要作出必要调整，要摒弃“学历崇拜”观念。企事业单位也应加强岗位培训。目前有的科技企业已在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岗位培训也是这些企业的重要任务。

此外，在人事待遇政策上，企事业单位要以业绩与贡献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制度”不应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不管何种职业与“头衔”，其所做出的贡献是不会“封顶”的，因此各种岗位、头衔的待遇也不能设定不同的“天花板”。说得直白一些，工人的待遇不一定比教授差。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只有从两方面发力，我们才能将过分的“考研热”控制在一个恰当的程度，使高等教育走上正规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