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动适应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变化是企业的首要策略之一。“人口红利”见顶后，各行业用人成本将显著上升，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不发达地区的企业招工可能更加困难。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我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49个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4%，按定义，这些城市都进入了深度老龄化阶段。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老龄化的增速不仅会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将超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

加快自动化发展能有效对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人成本上升问题，也有益于企业的生产效益与产业升级，更顺应国家政策导向。一定程度而言，社会老龄化在推动自动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与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的最新研究，世界上最主要的机器人使用地普遍为老龄化国家，例如德国、韩国和日本。同时，他们还发现，当美国某个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提高时，当地与机器人相关的企业数量也会显著增加。由此可见，老龄化正在成为自动化升级的一股强大推力。

虽然国家间有制度和禀赋差异，但社会与经济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从各类新闻报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国许多企业主动作为，积极引入或自主研发自动化生产线，加快推进自身的自动化。

但是，我国国内的机器人和自动化还较依赖于进口或者外企，自主品牌还太少，失去蓬勃的国内市场将是很大的损失。从贸易角度看，我国机器人进口量稳步增长，由2011年的约8.5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超过1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2.23%，相比之下，我国工业机器人同时期的出口数据仅为1.29亿美元与2.43亿美元，体现了我国自动化产业的较大缺口。这部分缺口很可能是工艺或者技术上的差距，这是我国企业还无法实现的。从企业角度看，中国的工控自动化市场份额主要被西门子、三菱等外企占据，抛开技术的考虑，从产品成本、可靠性、产品寿命的角度，我国企业也存在较大差距。

从社会角度而言，发展壮大国内机器人生产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自主生产的机器人更符合国内的国情、文化，与国产产品也更加适配，与之相对的，进口的机器人所适配的生产线和产品很大一部分是非本土的，这会进一步造成境外产品挤压本土产品。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自动化水平较高，使用机器人进行生产的企业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目前，社会上对于自动化的主要顾虑是失业问题，即企业采用了自动化的大型装备后减少了用工需求。不容忽视的是，技术进步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自动化能培养操控自动化技术的高端人才，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来扩大消费者对于国内品牌的依存度，能保持经济的韧性，能扩大我国的贸易顺差，能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别处创造新的岗位，总体肯定是正面的福利影响大于负面的。其实放眼全球，自动化程度高的国家，无一不是富裕并有较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

从技术实施的角度来说，我国有较低的政策阻碍，这一优势应得到充分利用。首先，我国没有西方那样可能反对自动化进程的工会组织，自动化的发展可以较为顺利；其次，我国目前有较强大的工程师红利，具有很强的技术人才基础；再次，我国有许多社会制度上的优越性，即使在失业的情况下，也有各种兜底政策来减小贫富差距；最后，则是我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是推动自动化的强烈推力。

疫情期间，一些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鼓励就业，例如企业招工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属于“人头补助”。不过，由于劳动力与机器人多数情况下是相互替代的，这种补贴政策可能抑制了企业在自动化上的进步。如果政策目标是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僵尸企业，从政策角度，可以直接根据企业最终的生产水平发放补贴，或者用消费券让消费者来“用脚投票”。至于企业是通过招工还是自动化来提高生产水平，应由企业自己理性决定。只有生产力提高后，整体社会的福利水平才能上升，社会应对老龄化才越有底气。

(作者系康桥经济社研究员，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后)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