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佩服那些自杀的人，他们很聪明，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十几年前，在课堂上讨论自杀话题时，一位学生的话让邹宇华心中一震。

当时，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邹宇华正在讲授社会医学课程。学生的话让他意识到，即便是受到高等教育的高校学生，对于生命与死亡的认识也还存在误区。此后，一些高校学生自杀事件相继发生，某年广东高校中自杀的大学生甚至达到70多位。这让邹宇华开始关注死亡教育的重要性，并萌生了开设相关课程的想法。

大学里的死亡课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05年，邹宇华在学校开办“死亡教育”讲座，反响出乎意料的好。于是，2008年，他正式开设了以“死亡教育”为主题的公共选修课。能容纳200人的教室，常常座无虚席。

同一时期，山东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也开设了一门“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选修课。

高校学生自杀以及杀人事件中对生命的漠视，同样是让王云岭开设课程的直接推动力，此外还有教学中对死亡医学伦理的思考。“临床上面对重症晚期病人，应该选择救治还是放弃，医生常常进退两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死亡的拒斥。由此引发开去，我发现我们整个社会的死亡观念都存在问题，普通人拒斥死亡，实际上医生也拒斥死亡，视病人的死亡为医学的失败，不承认人的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事实。”王云岭说。

于是，在准备了约一年之后，2006年这门课程正式开设。王云岭将课程目的定位于“名为谈死，实为论生”。课程容量120人，学生需要抽签才能选到。后来，该课程在在线教育平台智慧树上线运行，选课学生已达到1万多人。

“死亡教育学科‘出生’在美国，目前也在美国开展得最为成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李冬云介绍说，19世纪初“死亡学”概念传入美国后催生了死亡教育学科，并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从大学逐步扩展到中小学和社会教育中。目前，西方多国以及日本、韩国的死亡教育学科趋近成熟，在人群中普及度也较高。

国内的死亡教育则开端于上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的引入。哲学家傅伟勋把死亡学扩充至生命学，提出“生死学”概念。“因此，国外的‘死亡教育’在国内又称为‘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三者并无实质性区别。”李冬云解释说，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死亡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十分成功，遍及大中小学及社会学校，针对不同年龄层设有不同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辨清安乐死这一伦理问题，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开始对死亡教育投入关注。1991年，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率先开设“死亡哲学”选修课，是将这门学科形成课程推广入高校的首次尝试。

此后，王云岭、邹宇华与广州大学教授胡宜安分别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是国内高校中较早的一批。目前，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足仪、北京大学教授王一方分别开设了死亡哲学、死亡探讨类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

“你怕不怕？”

何为死亡教育？在王云岭看来，死亡教育既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体验。它通过教给人们与死亡相关的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适当的知识，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生和死亡，其直接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学会在面对死亡（他人的和自己的）时寻求良好的心理支持，征服死亡带给人们的恐惧与悲伤，其更为广泛的目的则是帮助人们树立恰当的人生观和死亡观，教育人们热爱生活，珍视生命，正视死亡。

高校中死亡教育课程的开展，给那些有困惑的学生提供了可讨论和纾解的空间。

一次下课后，一个男生就追上王云岭，告诉他自己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去世了，女同学的父母终日以泪洗面，什么都做不了，身体也日渐衰弱。他想帮助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王云岭告诉他，这种在丧亲后很长时间仍无法恢复正常生活的情况，属于病态悲伤的范畴，许多失独父母都会这样，并建议他组织一些和这位女同学关系较好的同学做志愿者，经常轮流去陪陪老人，无需过多劝说他们节哀，只须听他们倾诉。同时，对他做了一些悲伤辅导。

到了下个学期，王云岭又遇到这位男同学，问起他同学父母的情况。这位同学很高兴地告诉王云岭，他同学父母的悲伤情绪已经好转，现在生活能自理，并开始走出家门。

还有一次关于“2012”的讨论让王云岭印象深刻。

有次课间休息，一位学生跑来问王云岭：“老师，2012年12月21日是玛雅文明预言的世界末日。你怕不怕？”这位学生说自己对这件事每天怕得要死，选这个课程也是希望能通过学习来解除这种恐惧感，解开心中对死亡的困惑。

王云岭告诉他：“我不怕。”学生立即兴奋起来，要求他分享不怕的原因。王云岭说：“不管玛雅人的预言是否准确，每个人都终有一死。如果世界末日到了，所有人都要死。但如果你反过来想，一个人的死亡到来了，那么属于他这个人的世界，岂不是就到了末日？一个人死亡，他的世界就灭亡了。因此，世界是否有末日，根本是无需恐惧担心的事情。毕竟，每个人都有世界末日。”学生听了以后，恍然大悟：“对啊！我为什么要害怕呢？真傻。”

需求迫切

如今，死亡教育越来越多地得到讨论和关注，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看来，这也是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结果。“现代医学让人可以在生命质量很低的情况下继续存活，但这样的生命是否有尊严？我们是要以无限期延长生命作为唯一指标，还是延长生命的同时考虑到病人的生命质量，考虑到他能否有尊严地度过最后的时光。”张新庆说道，“如果没有死亡教育，我们就不会提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思考，在最后关头就很难做出合适的选择。仓促决定的后果可能是，病人无法体现本人意志，无法保留生命最后的尊严，亲属则会为当初不理性的选择感到懊悔，留下遗憾。对于家庭中的孩子来说，对死亡不恰当的处理更有可能给他们造成困惑和心理阴影。”

“还有医疗费用的问题。”张新庆补充道，“国外学者做过相关调查，发现人在生命最后的医疗花费，基本相当于一生的一半甚至更多，这对家庭是不小的开支，也大量消耗着社会医疗资源。”

李冬云近年来一直推动对医学生的死亡教育，在她看来，医学生对死亡教育的需求可能更为迫切。

“医学生所处的环境、未来的职业方向都要求他们对生死问题有更深刻的领悟，需要他们有能力处理病痛和死亡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现实却是，相当一部分医学生生命意识淡薄。”李冬云说，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需要更多能进行科学有效的死亡教育的医务人员。同时，健康合理的生死观也是解决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本途径。

不应局限在课堂上

在死亡教育课程中，王云岭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形式，除了讲授理论外，会播放视频、组织学生分享学习体验等，邹宇华也曾让学生尝试写作墓志铭，但他们的教学仍局限于课堂上。

反观国外的死亡教育，方式则更为开放和灵活。除了课堂授课外，他们还会拓展一些侧重感受、领悟、体验的教育方式，比如带学生参观殡仪馆、墓地、参加葬礼，把学生放进棺材体验死亡的感觉，让学生到癌症病房、安宁疗护病房、老人院做义工等。“这些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冲击很强，能真正把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效果更好。但在国内这种条件还不太成熟，主要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比较呆板，很难实施一些灵活的教育方法。”王云岭坦言。

实践证明，多样化的教学方式确实能让死亡教育得到更好的效果。“电影课”平台发起人雷祯孝一直致力于推动电影进课堂，他发现电影就是死亡教育一种很好的方式。汶川地震发生后，雷祯孝的团队给灾区送去30多部电影，其中一部法国电影《子熊故事》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共鸣。电影中，一头小熊在妈妈意外去世后孤独无依，在经历种种危险后，它终于找到了同伴，开始了新的生活。“电影中小熊的经历让人们意识到逝者已去，自己要鼓起勇气重新开始生活。这就是电影的力量。”雷祯孝说。

“千万不要把死亡教育局限于课堂上的讲解。”邹宇华表示。在他看来，从孩子懂事起，死亡教育就可以开展了，只是针对不同年龄的人群，教育形式要有所区别。“比如，告诉孩子热水、电等对生命是有危险的，植物、动物都是有生命的，也会经历生老病死等。死亡教育可以在孩子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进行。”

张新庆也强调家庭在死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父母首先要有正确的死亡观，还要学会利用真实的生活经历去教育孩子。相比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最基本的。”

相比于中小学、家庭和社会的死亡教育，当前高校死亡教育发展更快，但也还面临着很多阻力。首先，“死亡教育”的名字就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为此，邹宇华曾把课程从“死亡教育”改为“生死教育”，李冬云也把课题申请中的“死亡教育”改成后“生命教育”才获得更多支持。

对于王云岭来说，“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程虽然已成为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但在中国大学慕课上线申请时却被拒绝，理由是课程内容争议性大，怕造成不好的影响。“实际上，这代表了今天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拒斥死亡，另一方面又为固执的生死观包裹上一层保护膜，拒绝让死亡教育撕开。”王云岭说。

白岩松曾评论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死亡教育。在王云岭看来，虽然这话说得绝对了些，但大体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事实。

“在国内，死亡教育还处于‘初生’阶段，起步较晚，普及度低。”李冬云说，阻力来自我国忌谈死亡的民俗传统和文化心理背景，也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实际操作会遇到种种困难。同时，死亡教育学科本身也存在不足，包括生命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还没有理顺渗透式与单一式生命教育课程的关系，死亡教育研究还不足等。此外还存在缺少具有专业水平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难以统一，缺乏专门针对医学生设置的课程内容，没有脱离伦理学、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等问题。

在张新庆看来，当下推广死亡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形成开放的社会心态，让死亡话题有充分的讨论空间。“死亡观是每个人科学和健康素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教育不能只体现在学校教育中，更应该体现在社会教育当中，这是地方政府、社区、高校、媒体等共同的责任。”张新庆说，“医生群体更是社会死亡教育的重要力量。现在国家推广社区基层医疗、全科医生签约，我呼吁清明节前后家庭医生要进入签约家庭中，进行死亡教育，倾听家庭对死亡的困惑，宣传科学的死亡观，并归纳经验，通过医生团队传播到更多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