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2022年第三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5月14日召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在这一关键时点，该如何展望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研判货币政策施行路径，如何看待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聚焦热点，与会人士建言献策。
盛松成：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无论是政策还是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很难想象不确定性和明天哪一个先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说。
他预计，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政策会提前发力、会很快发力；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比如上海，可能要等到5月下旬甚至是6月。但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关于消费，盛松成表示，从2021年武汉疫情以后的经济复苏情况看，工业生产和投资在复工复产出现典型的“V型”反弹。武汉疫情基本过去后，投资、生产马上起来，但是消费的恢复很慢，大约持续一年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分析背后原因，盛松成表示，因为消费恢复缓慢与消费意愿减弱有关。当年武汉疫情发生时，人们普遍将其视作会很快过去的短期冲击。但现在随着疫情的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深层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失去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很难弥补。
“我在上海很有体会，我的头发已经三个月没有理了。等解封后，我也不可能一个月理三次发。”盛松成表示，这些失去的消费就永远失去了，包括餐饮、旅游、酒店等各方面的服务性消费很难弥补。
李迅雷：应推动发放消费券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我国在扩内需领域，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投入力度，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受到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经济外循环内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李迅雷表示，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主要是通过基建投资。但完全单靠基建投资是不够的，因为基建投资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因此，对促消费意义重大。
对于促消费的方式，李迅雷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元，尤其是留抵退税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
“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李迅雷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应推动发放消费券。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靠外需很难，扩内需就需更多靠消费拉动。目前，中国的消费总量还可以，因为人口基数大，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上存在消费率过低问题，居民家庭消费更多用来投资、买房。相信今后随着房地产投入的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此外，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业责任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沈建光：发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立竿见影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全球性衰退，应对外部环境只能靠拉动内需，而当下扩内需最核心的就是促消费。
他认为，发消费券对短期拉动消费立竿见影，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接下来，还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的支持。
沈建光表示，欧美的刺激经济政策过去两年集中在消费端，在于“发钱”给老百姓增加需求、消费。我国主要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是减税降费，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针对消费端的政策较弱。
沈建光认为，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促消费会成为重头戏，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举措，包括减税降费、基建，发消费券或者转移支付给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困难群体，还有对受困人群的补贴。接下来，还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支持。
沈建光表示，地方政府对发消费券非常看好，因为对当地消费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通过数字经济的方式来发放消费券的效果会非常好。在中国香港的实践也说明，在疫情恢复时，发消费券对香港地区餐饮的促进效果尤其明显。
黄益平：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对于很多企业和家庭而言，当抗疫到了第三年，流动性可能会变成大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即使这些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他们的生存也会有困难。
黄益平表示，如果维持当前的抗疫政策，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支持措施。现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但重点应放在保障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
黄益平建议，货币政策可能要把主要精力集中放在宏观总量的变量上，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推广应相对谨慎。
他以近几年的中小企业贷款为例说明。在他看来，中小企业贷款增长很快，但根据研究和观察，这种增长有两个最主要的促成因素。一是直接的监管要求，比如“两个不低于”要求；二是近年来在风控方面有很多创新。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没有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做有效风控的手段。
黄益平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出现模糊，尤其是货币政策越来越结构化之后，这与政府过去传统的资金配置会有什么样的差异？他认为，货币政策很重要，但是否应该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支持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值得探讨。
黄海洲：尚未出现大的全球流动性冲击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黄海洲示，2020年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是空前的。
从货币政策看，2020年4月份到2021年4月份，美国的M2增速超20%；从财政政策看，美国2020年4月份到2021年4月份的财政赤字达6万亿美元。结果是，从2021年5月份开始，美国的CPI在8%以上，现在可能从高点企稳回落。
黄海洲表示，如果美国把抗通胀作为第一要务、进一步紧缩，带来的结果是美国经济下行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美国要做出选择——是为了控通胀不惜一切代价，还是取得某种意义上的“软着陆”。
黄海洲表示，货币政策的外围环境非常重要。外围环境主要是全球流动性拐点。从全球流动性冲击看，黄海洲认为，外围环境还没有出现大的流动性冲击，虽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汇率近期有比较明显的下调，事实上，近期全世界的主要货币都对美元呈现下调态势。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