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疫情影响和就业压力渐增所带来的焦虑氛围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图用副业来缓解这一情绪，并从中寻找一种安全感。
有人把副业做得风生水起，一年收入20来万，是主业的2倍多，这带给他们极大的安全感。“睡觉更踏实，也敢花钱了。”一位卖电子产品的90后说道。还有人满足于副业带来的收入，甚至想将其作为主业来做。
但也有人因为发展副业而陷入一种困境，比如职业标签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职业人脉。另外，副业占据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精力，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发展副业能否缓解当下的焦虑情绪?如何选择靠谱的副业?搞副业的年轻人又要如何平衡主业与副业?年轻人为此又陷入了新一轮焦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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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陷入“副业焦虑”?
徐晓就职于一家上市教育公司，“双减政策”之后，身边很多同行朋友开始寻觅可做的副业。
她的一位94年的同事，从今年1月开始，陆续做起了三份副业。对比自己无副业可做的境遇，徐晓显得更加焦虑。
如今，在职场苦苦打拼的年轻人也意识到本职工作并没有那么稳定，只靠一份工作似乎很难抵御生活的风险，必须做好“开源节流”，而副业就相当于“开源”。
22岁的陈磊是一名医美销售，受疫情影响，公司的业务量下降，连带着自己的收入也大幅减少。去年四月，他在抖音刷到游戏陪玩这个职业，加上自己喜欢打游戏，就将此发展成自己的副业。
据「创业最前线」了解，如今很多年轻人做副业是因为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危机感。
91年生的张燕飞，从2012年开始做副业卖手机、电脑，至今已有十来年的时间，原因就是有危机感。“我必须要有两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心里才会稍微踏实一点。”
他不仅自己做副业，也鼓励妻子开展副业——卖海鲜。“现在大多数企业都生存比较难，万一单位倒闭或者出现什么问题，员工就很被动，所以我就劝妻子提前做好两手准备。”张燕飞对「创业最前线」说道。
新媒体人刘媛同样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这也是促使她开展副业的直接原因。
4年前，她无意间发现所在的公司存在经营隐患。“我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决不允许资金流断掉。”所以她要趁危机来临之前，把副业做起来，哪怕赚得少一点也无所谓，于她而言这是一种安慰。就这样，刘媛开始搞副业，卖珠宝文玩。
有生育压力的女性可能有更强烈的职场危机，她们希望通过做副业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在刘媛计划做副业的同时，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做了全职太太，偶尔会跟她吐槽自己没有经济来源，要跟丈夫伸手要钱，这也坚定了她做副业的想法。“女性的职业道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更要为自己多做打算。”
除了风险意识，刘媛做副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热爱。她本身很喜欢文玩珠宝，读大学时，她就会买一些价格低的水晶、手串之类的东西，工作后有了积蓄，她在这上面花的钱也越来越多。
在主动或被动的因素下，年轻人的副业就这样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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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合适的副业?
部分年轻人已经做起副业，还有一部分人正在寻找合适的方向。但也有人因急于发展副业而在匆忙之中“被割了韭菜”。
比如，前段时间频繁出现在各社交平台上的广告——“学配音课，接单赚钱”，就让不少年轻人花费了数千元学习相关课程，最后却陷入“学习不到位、接不到单”的困境。
不得不说，最让人扼腕的就是这种情况:白花花的银子花出去，副业却没开展起来。
那么，应该如何选择一门合适的副业?过来人总结出几条经验。
关于“要做什么副业”这个问题，张燕飞思考了至少一年时间。他列出了3条对副业的要求。
“首先，它在未来很多年里都要有市场前景，是可持续发展的。其次，副业也不能影响身体健康。最后，尽量轻松一些，用体力换钱没什么意义，我更想卖脑力而不是卖体力。”张燕飞对「创业最前线」表示。
综合考量之下，他选择做手机、电脑生意。“未来的电子产品就像衣服一样，一定是必需品。”当时的张燕飞笃定。
刘媛和张燕飞在副业上有一项共识，即尽可能减少成本投入。
刘媛坚持一个理念——零成本创业，规避短板并利用自己的优势。珠宝商的短板在于不擅长编写文案展现商品，优势在于资源。这种优势和短板正好和刘媛相反，于是她去和珠宝商谈合作，由对方提供货源，她来销售，最后双方再分成。
副业做起来之后，不代表他们高枕无忧了。
刘媛曾反思过，自己投资不多，家里没有矿，也没有专门的玉器加工厂，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与专业的从业者竞争?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琢磨如何做出差异化。
“珠宝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馈赠，我会做好客户体验，比如花十几元的成本做包装，快递使用顺丰等。”刘媛说道。
在商品本身，她也会根据对珠宝的理解，自己动手DIY。当个人色彩很浓厚的时候，刘媛会吸引到跟自己相似的客户。曾经就有客户表示，她做出的手串很有标志性。刘媛认为，被客户认可自己的审美，是对她的一种肯定。
为了打造差异化，张燕飞也在销售之外，增加了售后服务，比如帮客户安装软件、配置网络监控、搭建数据库等。“比如对于企业客户来说，如果不能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到哪里购买都一样。”
副业做起来之后，给年轻人带来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安全感的增加。
张燕飞的副业稳定之后，每年能有20来万的收入，是他主业的2倍多。这份额外收入带给他极大的安全感。“睡觉更踏实，也敢花钱了，一般1000元以下的消费我都不会太计较。”
张燕飞妻子副业的收入也超过了他们的预期。海鲜生意一般有旺季和淡季之分，虽然刚做不久，但他们的海鲜生意已经很乐观。“生意好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利润可以达到2000至3000元，平均到每天也有300元的利润。”
除海鲜生意之外，张燕飞的妻子还有多份代运营的副业。
远超主业的收入，让他们对副业越做越上瘾。张燕飞跟妻子约定，为了保证身体健康，每晚11点前必须睡觉。但生意忙的时候，他妻子经常超过这个时间点。
陈磊做游戏陪玩的收入也远远超过主业。“最高的时候，有个客户包月让我帮他上分，那个月我拿了3万元。”正常情况下，他平均每月的副业收入也有1.5万左右，是主业的2倍多，这让他感到满足。
“要不是考虑到手上有很多医美客户的资源，放弃很可惜，我都想把陪玩当成主业来做。”陈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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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副业的烦恼是什么?
不过，搞副业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苦恼。
刘媛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职业标签的变化。起初，她做副业的方式简单粗暴。“就在朋友圈直接发商品，说白了就像微商。”
虽然她不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微商，但别人会给她贴上这个标签。“别人会觉得我跟微商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卖的东西高级一点、文艺一点。”
那时候她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作为媒体人，她的微信列表里大约有4000个好友，大都是企业创始人、同行等。具有优质的客户源，这也是她选择在朋友圈推广的原因。
不过，这一优势也给她带来心理压力。有些好友在活动中见过面，大家对彼此的印象也挺好，但当她推广手串之后，点开一些人头像，发现对方已经不是她的好友了。
期间，她还要保证做副业这件事不被同事和领导发现。每次发朋友圈都要分组，这一举动也在时刻提醒刘媛，做副业好像是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心理压力也加大了。
为了不像传统微商那样打扰到朋友圈好友，刘媛尽量保证不刷屏，她严格控制自己发朋友圈的频次和时间，比如每天不超过8条，每隔1.5小时发一条等，尽量保持自己的出镜率，又不会让人感到厌烦。
在朋友圈文案上，刘媛加入大量原创内容，自己编辑唯美的文字，配上图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且每次发布的产品也基本不会重复。
当通过副业赚到钱之后，她才逐渐摘掉“微商”这个标签。“我看重结果导向，当一件事情有成效的时候，再回头去看，才发现这种尝试是值得的。”
搞副业的年轻人还有另一个苦恼——每天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要如何平衡分配在主业与副业上?
最多的时候，张燕飞的副业每天要占用他8个小时。“早上7点起床去上班，下午6点多回到家做副业，有时候要忙到晚上10点。”刚开始搞副业的那几年，他只有在过年期间才能休息。
刘媛每天在副业上也要至少花费两三个小时。本来主业就已经消耗掉很多时间和精力，做副业时，她经常感觉到“耐心逐渐丧失”。
每当主业的工作不忙时，她会花很多时间向客户讲解细节。但一忙起来，她明显感觉到自己没有精力了。
“有时候工作一天脑子嗡嗡响，对于客户的回复没有那么及时，内心会觉得愧疚，而且确实也余力不足。”刘媛说，她很明白副业其实做的是熟客生意，因此，她也时常提醒自己:别懈怠，控制好状态。
从兼顾主业与副业的过程中，刘媛还发现财运的不稳定。她发现，当在本职工作中获得成就，或者拿到一些额外的奖金时，副业就变得“拉垮”。
当主业与副业产生冲突，做副业的年轻人们开始寻找一种平衡并分清主次。
“我更偏向于保守派，副业永远是Plan B。”刘媛说道。
认清这一定位，跟她两年前夏天去深圳拿货的经历有关。
在深圳当地的批发市场里，其他商人拿货都是“按包批量走”，只有刘媛是“按颗精挑”，还想用很低的价格尽量拿到更好品质的货。这种购买方式并不讨喜，她也因此受到珠宝源头商户的“鄙视”。
她带去的银行卡里的余额，只够她在市场的某个角落挑选。刘媛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自己只是沧海一粟，作为行业外的人，在没有积蓄和资源的情况下，很难跟专业人士比拼。
“我也不指望副业能带给我很多收益，它也不会超越主业。”刘媛表示。
张燕飞的副业之旅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电商平台的崛起，他生意的利润大幅降低。
“比如卖一台电脑，以前我可以赚近千元，现在最多赚三四百元，如果有售后，产生的时间、路费也要从这个利润里扣掉，其实不太划算。”张燕飞表示。目前，他也正在考虑转型。
事实上，不管主业还是副业，都需要人们认真付出时间和精力才能有所收获，“躺赚”时代早已过去。
在这些为副业焦虑和烦恼的年轻人身上，我们不仅窥见了大时代中微小个体的命运抉择，也看到了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规划有更清晰的思路和目标，而这种“不躺平”的挣扎向前，总会让人对未来生出新的希望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