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疫情影响和就业压力渐增所带来的焦虑氛围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图用副业来缓解这一情绪,并从中寻找一种安全感。

有人把副业做得风生水起,一年收入20来万,是主业的2倍多,这带给他们极大的安全感。“睡觉更踏实,也敢花钱了。”一位卖电子产品的90后说道。还有人满足于副业带来的收入,甚至想将其作为主业来做。

但也有人因为发展副业而陷入一种困境,比如职业标签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职业人脉。另外,副业占据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精力,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发展副业能否缓解当下的焦虑情绪?如何选择靠谱的副业?搞副业的年轻人又要如何衡主业与副业?年轻人为此又陷入了新一轮焦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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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陷入“副业焦虑”?

徐晓就职于一家上市教育公司,“双减政策”之后,身边很多同行朋友开始寻觅可做的副业。

她的一位94年的同事,从今年1月开始,陆续做起了三份副业。对比自己无副业可做的境遇,徐晓显得更加焦虑。

如今,在职场苦苦打拼的年轻人也意识到本职工作并没有那么稳定,只靠一份工作似乎很难抵御生活的风险,必须做好“开源节流”,而副业就相当于“开源”。

22岁的陈磊是一名医美销售,受疫情影响,公司的业务量下降,连带着自己的收入也大幅减少。去年四月,他在抖音刷到游戏陪玩这个职业,加上自己喜欢打游戏,就将此发展成自己的副业。

据「创业最前线」了解,如今很多年轻人做副业是因为对充满不确定的未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危机感。

91年生的张燕飞,从2012年开始做副业卖手机、电脑,至今已有十来年的时间,原因就是有危机感。“我必须要有两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心里才会稍微踏实一点。”

他不仅自己做副业,也鼓励妻子开展副业——卖海鲜。“现在大多数企业都生存比较难,万一单位倒闭或者出现什么问题,员工就很被动,所以我就劝妻子提前做好两手准备。”张燕飞对「创业最前线」说道。

新媒体人刘媛同样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这也是促使她开展副业的直接原因。

4年前,她无意间发现所在的公司存在经营隐患。“我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决不允许资金流断掉。”所以她要趁危机来临之前,把副业做起来,哪怕赚得少一点也无所谓,于她而言这是一种安慰。就这样,刘媛开始搞副业,卖珠宝文玩。

有生育压力的女可能有更强烈的职场危机,她们希望通过做副业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在刘媛计划做副业的同时,她的一位女朋友做了全职太太,偶尔会跟她吐槽自己没有经济来源,要跟丈夫伸手要钱,这也坚定了她做副业的想法。“女的职业道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更要为自己多做打算。”

除了风险意识,刘媛做副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热爱。她本身很喜欢文玩珠宝,读大学时,她就会买一些价格低的水晶、手串之类的东西,工作后有了积蓄,她在这上面花的钱也越来越多。

在主动或被动的因素下,年轻人的副业就这样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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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合适的副业?

部分年轻人已经做起副业,还有一部分人正在寻找合适的方向。但也有人因急于发展副业而在匆忙之中“被割了韭菜”。

比如,前段时间频繁出现在各社交台上的广告——“学配音课,接单赚钱”,就让不少年轻人花费了数千元学相关课程,最后却陷入“学不到位、接不到单”的困境。

不得不说,最让人扼腕的就是这种情况:白花花的银子花出去,副业却没开展起来。

那么,应该如何选择一门合适的副业?过来人总结出几条经验。

关于“要做什么副业”这个问题,张燕飞思考了至少一年时间。他列出了3条对副业的要求。

“首先,它在未来很多年里都要有市场前景,是可持续发展的。其次,副业也不能影响身体健康。最后,尽量轻松一些,用体力换钱没什么意义,我更想卖脑力而不是卖体力。”张燕飞对「创业最前线」表示。

综合考量之下,他选择做手机、电脑生意。“未来的电子产品就像衣服一样,一定是必需品。”当时的张燕飞笃定。

刘媛和张燕飞在副业上有一项共识,即尽可能减少成本投入。

刘媛坚持一个理念——零成本创业,规避短板并利用自己的优势。珠宝商的短板在于不擅长编写文案展现商品,优势在于资源。这种优势和短板正好和刘媛相反,于是她去和珠宝商谈合作,由对方提供货源,她来销售,最后双方再分成。

副业做起来之后,不代表他们高枕无忧了。

刘媛曾反思过,自己投资不多,家里没有矿,也没有专门的玉器加工厂,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与专业的从业者竞争?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琢磨如何做出差异化。

“珠宝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馈赠,我会做好客户体验,比如花十几元的成本做包装,快递使用顺丰等。”刘媛说道。

在商品本身,她也会根据对珠宝的理解,自己动手DIY。当个人色彩很浓厚的时候,刘媛会吸引到跟自己相似的客户。曾经就有客户表示,她做出的手串很有标志。刘媛认为,被客户认可自己的审美,是对她的一种肯定。

为了打造差异化,张燕飞也在销售之外,增加了售后服务,比如帮客户安装软件、配置网络监控、搭建数据库等。“比如对于企业客户来说,如果不能提供技术支持,他们到哪里购买都一样。”

副业做起来之后,给年轻人带来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安全感的增加。

张燕飞的副业稳定之后,每年能有20来万的收入,是他主业的2倍多。这份额外收入带给他极大的安全感。“睡觉更踏实,也敢花钱了,一般1000元以下的消费我都不会太计较。”

张燕飞妻子副业的收入也超过了他们的预期。海鲜生意一般有旺季和淡季之分,虽然刚做不久,但他们的海鲜生意已经很乐观。“生意好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利润可以达到2000至3000元,均到每天也有300元的利润。”

除海鲜生意之外,张燕飞的妻子还有多份代运营的副业。

远超主业的收入,让他们对副业越做越上瘾。张燕飞跟妻子约定,为了保证身体健康,每晚11点前必须睡觉。但生意忙的时候,他妻子经常超过这个时间点。

陈磊做游戏陪玩的收入也远远超过主业。“最高的时候,有个客户包月让我帮他上分,那个月我拿了3万元。”正常情况下,他均每月的副业收入也有1.5万左右,是主业的2倍多,这让他感到满足。

“要不是考虑到手上有很多医美客户的资源,放弃很可惜,我都想把陪玩当成主业来做。”陈磊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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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副业的烦恼是什么?

不过,搞副业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苦恼。

刘媛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职业标签的变化。起初,她做副业的方式简单粗暴。“就在朋友圈直接发商品,说白了就像微商。”

虽然她不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微商,但别人会给她贴上这个标签。“别人会觉得我跟微商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卖的东西高级一点、文艺一点。”

那时候她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作为媒体人,她的微信列表里大约有4000个好友,大都是企业创始人、同行等。具有优质的客户源,这也是她选择在朋友圈推广的原因。

不过,这一优势也给她带来心理压力。有些好友在活动中见过面,大家对彼此的印象也挺好,但当她推广手串之后,点开一些人头像,发现对方已经不是她的好友了。

期间,她还要保证做副业这件事不被同事和领导发现。每次发朋友圈都要分组,这一举动也在时刻提醒刘媛,做副业好像是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心理压力也加大了。

为了不像传统微商那样打扰到朋友圈好友,刘媛尽量保证不刷屏,她严格控制自己发朋友圈的频次和时间,比如每天不超过8条,每隔1.5小时发一条等,尽量保持自己的出镜率,又不会让人感到厌烦。

朋友圈文案上,刘媛加入大量原创内容,自己编辑唯美的文字,配上图片,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且每次发布的产品也基本不会重复。

当通过副业赚到钱之后,她才逐渐摘掉“微商”这个标签。“我看重结果导向,当一件事情有成效的时候,再回头去看,才发现这种尝试是值得的。”

搞副业的年轻人还有另一个苦恼——每天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要如何衡分配在主业与副业上?

最多的时候,张燕飞的副业每天要占用他8个小时。“早上7点起床去上班,下午6点多回到家做副业,有时候要忙到晚上10点。”刚开始搞副业的那几年,他只有在过年期间才能休息。

刘媛每天在副业上也要至少花费两三个小时。本来主业就已经消耗掉很多时间和精力,做副业时,她经常感觉到“耐心逐渐丧失”。

每当主业的工作不忙时,她会花很多时间向客户讲解细节。但一忙起来,她明显感觉到自己没有精力了。

“有时候工作一天脑子嗡嗡响,对于客户的回复没有那么及时,内心会觉得愧疚,而且确实也余力不足。”刘媛说,她很明白副业其实做的是熟客生意,因此,她也时常提醒自己:别懈怠,控制好状态。

从兼顾主业与副业的过程中,刘媛还发现财运的不稳定。她发现,当在本职工作中获得成就,或者拿到一些额外的奖金时,副业就变得“拉垮”。

当主业与副业产生冲突,做副业的年轻人们开始寻找一种衡并分清主次。

“我更偏向于保守派,副业永远是Plan B。”刘媛说道。

认清这一定位,跟她两年前夏天去深圳拿货的经历有关。

在深圳当地的批发市场里,其他商人拿货都是“按包批量走”,只有刘媛是“按颗精挑”,还想用很低的价格尽量拿到更好品质的货。这种购买方式并不讨喜,她也因此受到珠宝源头商户的“鄙视”。

她带去的银行卡里的余额,只够她在市场的某个角落挑选。刘媛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自己只是沧海一粟,作为行业外的人,在没有积蓄和资源的情况下,很难跟专业人士比拼。

“我也不指望副业能带给我很多收益,它也不会超越主业。”刘媛表示。

张燕飞的副业之旅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电商台的崛起,他生意的利润大幅降低。

“比如卖一台电脑,以前我可以赚千元,现在最多赚三四百元,如果有售后,产生的时间、路费也要从这个利润里扣掉,其实不太划算。”张燕飞表示。目前,他也正在考虑转型。

事实上,不管主业还是副业,都需要人们认真付出时间和精力才能有所收获,“躺赚”时代早已过去。

在这些为副业焦虑和烦恼的年轻人身上,我们不仅窥见了大时代中微小个体的命运抉择,也看到了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规划有更清晰的思路和目标,而这种“不躺”的挣扎向前,总会让人对未来生出新的希望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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