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 刘如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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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读博，由于生活窘迫及备受歧视，许杨压力巨大。挣扎大半年，他最终熬不下去，选择了退学。这让他成为了父母口中的“失败者”，“这是耻辱，怎么别人都行你不行呢？太不光彩了”……
2年后，他难舍科研，重新申请了美国高校的博士，最终被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录取。然而，入学一年后的博士资格考试中再次败北，评委老师说，“你的研究计划写得很烂，我根本不想读。”
两次失败，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刺激他成长。今年6月，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入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旗下高水平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近日，许杨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以下为记者整理的许扬自述。
许杨
“三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的本科。2014年，大四准备保研面试、同时准备申请留学时，我偶然参加了学校的学术讲座，认识了报告人——一位韩国教授。这位老师所在的实验室正在招收博士生，方向和我所学的生物技术专业比较契合。后来又经过一些沟通，我觉得去韩国读博士也是不错的选择，加上申请的其他学校也没有音信，就于2015年8月份正式入学了。
没想到，这却是我噩梦的开始。很快我就感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压力，像是三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一是生活费不足，听起来每月5000元人民币的补助不算少。在与导师前期沟通阶段，他告诉我可以基本覆盖生活所需，我也想当然地认为这足够了。
但事实上，开销非常大。比如吃饭，食堂午餐折合人民币30元、晚餐50元左右，我根本吃不起。为了省钱，我经常自己做饭，靠米饭和面包这类便宜的主食填饱肚子，但还是常常感到饥饿。长期下来，营养也不均衡，由于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我很快长胖了10斤。体检时发现胆固醇、血糖等都严重超标。
社交更是几乎为零，在外就餐或休闲的价格让我望而生畏。此外，每月的住宿费也要1000多，网费、电话费等的开支也不少。
当时同级的中国留学生劝我向父母要钱，哪怕是一个月要1000元，也能好过一些。但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并不富裕，况且我觉得大学毕业后就不应该再向父母伸手了。
二是学业压力巨大。由于第一年要上完所有的博士课程，所以课程、作业任务都非常繁重。当时我需要同时修5门课，其中1门课就要求2周内读完300页的文献、写一份10页的报告。可想而知5门课的任务。我每天都熬到凌晨2点左右，长期只睡五六个小时。最关键的是，如果能衣食无忧、专心学习，也会好过一些，但仅是采买做饭就花掉我不少时间。有个月我买了两件冬衣，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了。这让我很难静下心来应对繁重的学习任务。
三是文化氛围让我感到非常压抑。整个实验室等级非常明显，从实验室负责人、研究员、博士后等排下来，我处在最末。不论是工作还是日常交流，都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尊卑秩序，让人不得不小心翼翼。
而且，虽说教学语言是英语，但大家私下里还是用韩语交流，我无法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有一次，我偶然得知韩国学生每月的生活费补助是国际学生的3倍，就去询问负责奖助学金的老师。他当时的回答、眼神都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国际学生不如韩国学生优秀，所以只有这么多”。
“那我们今后如果达到了本国学生的水平，和他们一样优秀，这个补助会提高吗？”我问，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没有可能。”他回答。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让我非常难过。
挣扎大半年，我决定退学
那时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精神状况也很不好，我觉得自己每天过得都非常辛苦，感受不到任何快乐。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上课、一个人完成作业，非常孤独。我现在怀疑那时是有些抑郁的，但当时总觉得这是自己不够坚强，而没有就医。
我的父母非常传统。从小到大，我都被教导要“忍辱负重”“坚持不懈”“不能半途而废”，遇到困难要“勇于战胜自我”。所以即便是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仍然说服自己再坚持一段，熬过去就好了。可绝望的是，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事情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我也得不到任何的成就感和学习的乐趣。
从入学后不久，退学的念头就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在每一个孤独又辗转的夜晚，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我要这样度过剩下的5年吗？我的青春和时间都要浪费在这里吗？”
重压之下，无处释放。
2016年1月，系里组织团建郊游。我看到每个人玩得都很开心，而自己像是个局外人。我表面上保持着礼貌和微笑，可内心非常煎熬，没人知道我如此不快乐，我根本不属于这里。这像是“最后一根稻草”般击溃了我，我下定决心要退学。
恰好当时浙江大学有个新成立的实验室在招聘研究助理。之前保研夏令营时，我曾去过浙江大学，还算熟悉一点。这次面试也幸运地通过了。
到了杭州后，我才告诉父母退学的事情。意料之中，引来了极其严厉的责怪和批评。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退学，认为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我在他们看来是失败者，“你有退学的经历，以后找工作谁会接受你呢？”
回国之后，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好了很多，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虽然2500元的工资不多，但食堂饭菜便宜，与别人合租只要分担500元的房租。对我来说足够了，还能省下一点钱来社交、旅游。那段时间我变得开朗了很多。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只是留学的半年把我逼得沉默寡言。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提起韩国的那段经历，可能是我缺少直面的勇气，也可能是记忆太过痛苦，大脑自动选择了回避。
2年后再次申请博士
做助理研究员一年多之后，我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个天花板——没有新的、更富挑战性的工作，所学到的知识也不够系统。但我仍然想做科研，我希望能有一个系统的提升。
于是，我开始了第2次博士申请，拿到了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录取通知。这边提供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都还不错，国际学生并没有被区别对待，加上大家都讲英语，沟通也更容易。即便面对同样繁重的学习任务，我仍然觉得轻松了不少。
很快到了博士资格考试，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正式开展实验和研究工作。但是，由于语言写作、表达和研究思路的问题，第一次我失败了。评委老师毫不客气地说，“你的研究计划写得很烂，我根本不想读。”
当时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难道我真的不具备读博能力吗？或许这次读博又要以失败告终了？”
也恰恰是这次沉重的打击，让我痛定思痛，得以正视自己的不足和问题。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学习习惯，也努力思考有什么补救措施。我花了很多时间练习英语写作和表达，找同学和老师交流，以完善自己的研究思路。
也正是那时，我开始直面在韩国的经历。在不断的思考中我意识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并不是耻辱。与其被害怕失败的恐惧情绪支配，不如接受失败，并吸取教训。
许杨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想我终于能放下过去的包袱了，我不再责怪、否定自己，而是从心底里接纳了自己。当我转变了态度和思想，好像一切事物都不一样了。一个学期之后，我顺利通过了资格考试。
在读博的后几年，研究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失败，但我觉得这都算不了什么。尝试一次，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否定答案，尝试得越多，找到的否定答案就越多，也就能离正确答案更近一点。
我的导师也说，从我身上看到了明显的成长和蜕变。
我想这些失败教会我的品质及后来学习到的能力，是博德研究所选择我的重要原因。6月份，我刚刚通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会到博德研究所继续做计算生物学相关的研究。这份工作让我非常自豪，导师也感到很欣慰。
至于我的父母就更高兴了。自从我到田纳西这边读博之后，他们便经常和亲戚朋友提起我，附带着许多夸赞。父母有他们的局限性，我想很多人的父母都是这样吧。
我愿意接受采访，将这些经历讲出来，也是希望能给那些身处类似困境中的人一些鼓励，希望大家看到后能得到一点力量。
